一向以來，從讀三毛時看她推崇的那篇芥川先生的《河童》開始，芥川龍之介就成了我本就不熟悉的日本文學（到此刻，稱得上喜愛的，也只有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和芥川吧）里，最偏愛的那一位。

　　三島由紀夫（或是川端康成？）贊譽他鬼才，而《竹林中》《地獄變》或是《橘子》里那種人性撲朔迷離或者被點亮的細節瞬間，也確確實實證實了這點——極少有人能如芥川先生一般，在故事性極其豐富的文字間，挖掘人性最復雜的一面，將小說的趣味性，或者說可讀性，與深邃乃至毫不留情的冷峻目光結合的如此精致了。

　　但《中國游記》有些不同，除了那種熟悉的芥川筆觸之外，你很難找到這些散文與曾閱讀的虛構作品的相似性，這又是另一面的芥川了。就在一個月前，這本書由施小煒老師翻譯，在國內做了再版，前些日子閱讀了PDF版之后，我有些自恃的認為，這大概是迄今為止的最好譯本。

　　很佩服余可的一點是，她始終抓住了「西湖」這個意象，就如她往期的投稿一般，西湖就已經和中國文化連接在一齊，成為了她作品中那個情結的傳遞點，如同普魯斯特的瑪德琳蛋糕小波先生的《情人》和卡爾維諾菲茲杰拉德的爵士樂，還有福克納超多關于圣經的隱喻一般不可分離。

　　——LT

　　我從單讀App上看到《中國游記》進而去圖書館找這本書來看，純粹是因為其中有對西湖的記述。我對西湖的狂熱大概已將到了透過反復提醒自己來增強執念的地步了。西湖是我的文化圣地，是我能夠透過遐想它來暫時忘卻自己現世身份的武陵。

　　很不幸的是，我對日本作家的了解實在是少之又少，對芥川龍之介的印象也始終只具象在那篇《橘子》和只看了一半記得很模糊的《羅生門》。故而在讀《中國游記》之前，我不敢妄言對此人的了解，而哪怕在讀完之后，我也只能說有一個粗淺的大略感受。

　　或許從某種好處上說，芥川龍之介一個日本人，對當時中國的理解應當始終是停留在一個侵略國公民的角度上，客觀而悲觀的。但芥川龍之介同時又是纖細的，敏感的，疾病賦予他一種天才般的文學感受潛力，也注定他如彗星一般要劃亮片刻那個年代的夜空了。他的《中國游記》始終有一種精致的洞察力，使得當時那個中國像是一場夢里的真實，放大到我的眼前來了。且先不去論他在自序中的“新聞記者才能”是否有“如電光般閃耀過”，但至少，這是一陣如夢似真的迷霧，至少，我真切地感到了某種共鳴似的悲哀。

　　當然，這只是一篇隨性至極的隨筆，而非芥川龍之介的研究論文，故應當充斥著我各種的偏見與情緒，且我還是以此為榮的。作者隨性，讀者就且笑看吧。

　　閱讀不同時代的西湖游記，從張岱到芥川龍之介，從亡國遺少到日本游客，從明到民國，西湖變了很多，但她不同的模樣仿似都歷歷在我眼前，并且興味十足地尋覓著其中相同或不同之處來。

　　芥川龍之介在西湖下榻的也是新新飯店。這個“也”說的自然不是我，而是彼時為了重尋范我存之父生平而來杭州的余光中。這個百年來接待了無數名人政客的旅店，就坐落在北山街上，在我的西湖游記里是一段漫步的經過，與一站公交的一瞥。而在民國，年輕的芥川龍之介，乘火車到達杭州，經過漫長的前往市郊的馬車程，最后住進了新新飯店。那里在夏日蚊蟲鬧人，住宿條件甚至也僅僅一般，在床榻上輾轉的芥川也失望寫下“西湖也絕非令人滿意之處”。

　　對他而言，杭州和西湖是“久仰大名”的，是他閱讀的中國那些古詩詞里的，是迷醉在中國小說里的，他便是那夜晚失路的旅客，是池田桃川《江南名勝史》里的，總歸和我一樣，夢里常常現身來的。深諳中國古典文化的芥川龍之介和我當初能夠說是抱著相同的目的，西湖是夢里的西湖，追尋的始終是他浪漫主義情懷的遐想。

　　與今日不同的，芥川看到的，也許斷橋邊的那個亭子叫殘雪，也許直通白堤的是日本領事館，也許孤山上的文瀾閣還不是一片廢土，也許孤山寺還在但是更名成了廣化寺，也許西湖還屬于新城，歲月還沒老。俞樓呢？伴坡亭呢？放鶴亭呢？而那個三潭印月邊上不為芥川所知的小島，即是我游記里印證張岱筆下的小瀛洲了。

　　我沒有經歷過的種種，只能做一次長久縈繞在回憶中的尋夢了。但甚至能夠說得奇幻的是，我在回憶和他人的文字底下，構建了一個更為清晰的，我的，西湖。

　　“我自然不止為西湖鳴不平...”重建的岳廟和涂滿了白泥灰的蘇小小墓，西湖的庸俗化和脂粉氣讓芥川龍之介自然地比較起總能見到“纖細景象”的日本來。一個異鄉人在異國，情難自禁地懷念起日本，進而產生了一絲對中國的鄙夷。芥川不明白的是，西湖的庸俗化一向在進行，或者換一種角度來看，西湖從來就不是不庸俗的。它不可能只是文人墨客的西湖，它不可能只是芥川龍之介向往的“山色空蒙雨亦奇”。任何對于文學和現實上的比較或是批判都是毫無好處的，一旦文字流瀉出來，晴雪風雨都只可能停在筆墨的幻景之中。張岱大概一早就明白這一點，回首就把自己留在大夢之中，故而那景色就完完全全是他的了，任誰也奪不去了。他比之芥川龍之介，我仍舊不敢說得太滿，也許多了一份達觀吧。

　　“總而言之，大眾只能理解和理解一些比較單純的事物。在中國，不管是關公還是岳飛，這些大家愛慕的英雄，全部很單純。就算本身并不單純，也具有能夠被人們單純化的特質。”

　　芥川龍之介對中國的評價，實在是很體現了他的“新聞記者才能”。充滿著獨到的洞察力，頗有些一針見血。中國的混亂悲哀，他看得再清楚但是了。在上海，“一間聳立在昏暗天空下的中國式破亭子，一溝布滿水藻的病態綠色池水，外加一大泡斜射入池中的小便……這不僅僅是憂郁氣質作家所一向尋找的那幅風景畫，同時也成為這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的國家的一種象征，這個象征如此的具有辛辣諷刺意味，甚至看了令人心寒。”同樣在上海拜訪章太炎時，那段對章書房的鱷魚標本的觀察體悟，不可不說是精辟。已經成為標本的鱷魚，甚至是要比還桎梏于寒冷現狀的章太炎幸運吧。是它已經不會感受，不會怒吼，只留一個兇狠的模樣釘在墻上虛張聲勢。而垂老的章太炎，還在天寒地凍里維持著思想的怒吼，還要去感受那難耐的氣候……即使是現代的我，也生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嘆來。芥川用一個側面的視角，一雙異國的眼睛，竟然勾起了我身為中國人的感同身受。而至于贈詩的鄭孝胥，伏案狂書“老”字的辜鴻銘，乃至車夫、牽驢少年或者僧侶老婦，月臺上的日本人，這雙悲觀的眼睛不說看得完全，至少也能夠說看到了這一片泥濘究竟如何了。在北京寫下的日記中，每一個景點都有一句或是一段批語式的簡述，有偶感的俳句或是幽默的輕嘲，

　　而到了最末，至于那紫禁城——那里唯有夢魘，一場比北京的夜空還要無邊的夢魘。

　　理解過西方教育，有著現代思想的芥川，對當時中國的輕視與失望仍然十分坦蕩地體此刻他的文章中。甚至我們能夠說芥川的輕蔑只是隨著旅途失望而來的，而他文章的受眾，當時的日本國民，不難想象他們對中國的態度了。在古揚州，“我相信，一旦在中國久住，日本人的嗅覺就會變得遲鈍起來。”；而在蕪湖，與友人西村在唐家花園“異常興奮地講著現代中國的壞話”。

　　現代中國有什么？政治、學問、經濟、藝術，不是無一例外的墮落嗎？

　　在目睹了整個國家的墮落后，如果還能夠愛上它，那么這個人若非是沉迷于聲色犬馬的頹廢至極之徒，便是盲目崇尚中國趣味的淺薄之人。

　　即使是中國人自己……必須比我一介游客更不堪忍受。

　　芥川的局限也許在他悲觀陰郁的浪漫主義上。常人看到如上種種必定會感到憤怒，但縱觀整部《中國游記》，我在惱怒過后只覺得那便是芥川龍之介吧。

　　赤誠的，敏銳的，纖弱的，甚至是孤寂的。

　　始終向往著心造夢境，不得不說是一種孤寂吧。在他靈巖之上遠眺的時刻，長江的輪船上遠望的時刻，西湖一夜靜默的時刻——他也只是失路的旅客阿，在一部中國式的志怪小說里走著。當日他要懷念的東西，要追尋的東西，必須與他少時在樹下吟誦的那些中國詩句有關。在古揚州的所見與旅游指南的矛盾，在秦淮發出的“今日之秦淮，實為俗臭紛紛之花街柳巷”的感嘆，是現實與他構建的詩意的沖突。而至于在古揚州見到了五亭橋，在淡青色天空與蘆葦楊柳的映襯之下，他就突然改口稱古揚州是“最讓我感到幸福”的了，但是是因為那份詩意的突然契合罷了。對古揚州中國式的風雅清雋乃至古籍中國的追尋，而執意要在現實當中看到一點影子以獲得慰藉感，這一點上，不論是我還是余光中，都與芥川龍之介不謀而合。

　　甚至他在輪船過瓜洲之時，見到那草色青青的長堤如同絲帶般晃動，而那“赭紅色的長江水浩浩蕩蕩，橫無際涯，在波濤起伏的江面上，籠罩著紫色的霧靄”，也許懷古之情也會驟起，亦會頓覺逝者斯夫。

　　這不得不說，也是一種執念阿。

　　寫到此處，突然覺得再無可寫，而到了文末，我也仍然要把話題拉回到西湖上來。即到了六月光景，我去年此月見到的西湖尚在心中揮之不去，仍懷念坐在白堤一隅等一場驟雨看一只麻雀的短暫光陰。倘若還要再去，或說諸位讀者有緣去杭州，必須要去南山路上騎一次車，在北山街上找幾個站牌，或就只站在湖邊遠眺，等百年前的諸君一位位與你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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